劉萬鳴：中華文化就是中國精神的品牌

【2020.06中品人物專訪】

2020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劉萬鳴分秒必爭，一面抓緊布署著世界單體面積最大博物館的各種工作，另一面緊鑼密鼓地為自己的提案做最后的打磨。

“今年準備的提案醞釀時間很長，終于可以提交了，雖然做了長時間的考察，但只要一天沒提交，就得不停完善。”

2020年全國兩會，劉萬鳴精心準備的提案是“關于擴大國內大博物館出國辦展自主權，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和“關于中青年教師的政治思想急需再教育”的提案。

這兩個提案對于他，一個是責任，一個是摯愛。

01

拓思路，讓國內博物館“走出去”

“我的一個提案內容是加強對外展覽的頂層設計，引導國內博物館從國家文化戰略大局出發，分主題、有側重做到系統而全面展示中華文化，避免‘千展一面’。”

劉萬鳴告訴《中國品牌》記者，我國博物館出境展覽雖然內容日益豐富、設計日趨精良，但展覽輸出結構仍不平衡。中國古代文物展仍為主流，反映中國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對外展覽則少，缺少對于中國文化整體形象的集中展示。“比如，2016年我國出境展有23項是古代類，近現代類只有3項。”

調研中劉萬鳴發現，我國博物館在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還存在諸多問題。“受各方面審批限制，我國博物館舉辦境外展覽聯合協作活力不夠，對外文化傳播能力也不足。”

針對目前國內博物館“走出去”存在的問題，劉萬鳴給《中國品牌》記者首先拋出了一組數據：“我調查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和31家省級綜合性博物館官網展覽情況，2018年33家博物館出國展覽僅11個，但入境展覽卻有61個；2019年33家博物館出國展覽12個，入境展覽34個，差距非常懸殊。而且，一般入境展大多都會在國內多地巡展，而我們出境展能巡展的非常少。如2017年我國出境展覽47個，其中巡展的僅4個。”

“所以，在這份提案中我建議，首先，國內各博物館之間能進行的密切合作；其次，政府主管單位能賦予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策展實力較強的博物館，更多的對外交流辦展的權力，使之可以方便組織各級各類文博機構聯合對外辦展。以此來深耕國外文化市場，促成共同引進、共同輸出、多國巡展的規模效應，推動文明交流互鑒。”

他告訴記者，目前文物資源已經成為中外人文交流的金色名片，因此，打造一批中國博物館展覽品牌，講好中國文化故事，對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至關重要。

02

當館長，用理性和感性讓文物說話

2019年夏，在教育戰線工作近20年的劉萬鳴被調任中國國家博物館任副館長。從那時起，他的身份就由一名師者轉變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領導。

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世界上單體建筑面積最大的博物館，也是中華文物收藏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2019年，參觀人數高達750萬人，位于世界第二。

作為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副館長，不僅要有文博專業的“理性”，更要有直抵人心的“感性”。而劉萬鳴則是為數不多具備這雙重能力的人。

在他走馬上任的這一年，他力爭通過各種形式的展覽來讓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文物和藝術品“活起來”。“這些文物和藝術品的文化底蘊需要我們用心靈感受的展覽方式，去傳播、展示，只有這樣，其蘊含文化的深層價值，才能傳播得更遠。”

目前，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很多重大重大展覽，背后都有劉萬鳴的身影。“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向往經典——中國當代著名藝術家邀請展”、“屹立東方——館藏經典美術作品展”等一系列重磅展覽，全景式地向觀眾展示了5000年中華文明的“精髓”，并在全國藝術圈里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文化熱浪。

“在對‘屹立東方——館藏經典美術作品展’布展時，當我們親手展開開國大典升起的新中國第一面五星紅旗，陸續捧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使用的話筒時，內心的激動和神圣感無以言表，我仿佛瞬間置身于194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親耳聽到毛主席用濃重的湘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些珍貴文物，是我們那個偉大時代的見證。我相信每個來到國博參觀的人，都會為之感動！”

每每談到在博物館里工作的最大感受，劉萬鳴使用頻率最高的詞是觸動、情懷、感恩、傳承，用他的話說，倘若只有冰冷的專業知識，而沒有一個藝術家的真誠、熱情、溫度，是無法享受這份工作帶來的快樂和成就感，也做不好博物館工作。

03

談傳承，國博是中華文化的祠堂和祖廟

中國國家博物館是集中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國家最高歷史文化藝術殿堂。在亞太地區，它已連續多年穩居參觀人數榜首，但是人們總是不可避免的將它與故宮相對比：同在天安門這個最核心的位置；同是國家一類綜合博物館；同樣也是年輕人熱衷的參觀地……

故宮博物院前任院長單霽翔曾說，作為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故宮博物院擁有三大“獨一無二的世界級文化資源”。

對此，劉萬鳴對《中國品牌》記者說，中國國家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的定位不同，因此兩個館的特點、優勢、側重等等都存在差異。故宮是基于明清兩朝皇宮建筑，有集中華文化于大成的建筑，而且故宮囊括了全部門類的藏品，稱其為“天下第一庫”絕不為過。而中國國家博物館，既然是‘國家’的，具有中國精神中國氣派，那必然要覆蓋祖國四面八方、東西南北。既要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要反映中華文化整體發展過程中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節點。不僅是收藏、保管、展示文物的場館，更是連接歷史與當下生活、連接公眾與多元文化的紐帶。

談起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收藏，這位副館長頗為自豪。他表示，從傳承的角度看，中國國家博物館在貫穿中華古今文明的同時，更重要是體現時代精神引領我們文化自信，是愛國愛民的教育基地。

劉萬鳴對《中國品牌》記者表示，中國國家博物館應該是參觀者的知識課堂，要讓他們了解中國的歷史對中華文化充滿自信。愛上博物館，還要用現代人喜聞樂見的形式，講好文物故事。

在他看來，眼下的“文博熱”是人們對精神文化追求的體現。

縱觀目前“文博熱”現象，從“故宮上新了”到“國家寶藏”、從“帶孩子看展”到藝術競技、從親子互動再到如今遍地開花的文化節目，文博熱浪就像一陣風，此起彼伏。

對此，劉萬鳴稍有顧慮，“這種熱度是好事，但也有問題存在。比如，做文物類專題文化節目，首先是建立在大量的學術研究基礎之上的，若沒有研究，自己都搞不清這些器物在歷史上的用途，談何活起來？”

“讓老百姓真正愛上博物館，絕不能單靠一檔綜藝節目的助力，更需要博物館人持之以恒的努力，真正活化文物很難，讓文物活起來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劉萬鳴說。

04

說教育，做人有“德”才能有“品”

雖然，劉萬鳴現在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但同時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西安美術學院的博士生導師。他始終認為教師、藝術家是自己最重要的標簽之一。

他對《中國品牌》記者直言，“從事教育20多年，我感覺現在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對中青年教師的思想教育尚存缺陷。”

在劉萬鳴看來，隨著越來越多的85、90后步入教育的崗位，在多元價值觀的沖擊下，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品德引導，在網絡通信高度發達的今天、真假難辨的信息轟炸下，這些年輕的老師很容易迷失自己。

中、青年教師起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他們的政治思想水平如何保證到位，一直是困擾劉萬鳴的問題之一。他說，“老師是學生的靈魂導師，言語和行為對學生文化的認知和各種思想形態的形成，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年的平時提案《關于加強中青年教師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也是劉萬鳴長時間的思考與考察而來的。

“我去延安干部學院學習期間，跟當地的老人聊天，聽他們給我們講當年延安感人的故事，參觀延安棗園、抗日軍政大學、魯藝……這種實地身臨其境的感受，與我們單在書本上了解到的中國革命的歷程、延安革命精神感受是不同的。教育離開人民群眾和生活體驗，我想這種教育時間長了會變得蒼白。”

劉萬鳴認為，人的成長是一輩子的事情，絕不單單在中小學、大學等就能全部完成的。修德是不分年齡段的，應該伴隨人的一生。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培養博士生，劉萬鳴有自己的“規矩”。他認為，做人有德才能有品。“德”不高，“格”就會不高，品格不高一切就無從談起。

其實，《中國品牌》記者也深感，與劉萬鳴對話，更像是聽一位博學的長者在授課，從孔子到錢學森，從藝術到數字經濟，他的話題涉獵范圍及跨度之大，令記者暗自震驚。每談到一個問題，他都會條分縷析地說出自己的觀點：“孔子作為一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雖然是中國悠久歷史傳統的見證，但他不只屬于中國，更應該屬于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優秀的傳統文化就是中國精神的品牌，是無價至上的……”

05

聊藝術，讓作品承載價值蘊含精神

多年來，劉萬鳴先后榮獲中國青年藝術家提名獎、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文化名人暨“四個一批”人才等幾十項殊榮，但質樸而又率真的本性并未因此改變。他對《中國品牌》記者說，一個人如何把自己的價值變大，首要知道自己的“小”。

“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擅長剪紙的母親就是我的啟蒙老師。那個時候的農村生活物資貧乏，但我精神卻很充實。我經常一個人安靜的蹲在地上研究螞蟻，在水邊一動不動地觀察小魚……大自然中的很多事物對我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這段經歷為他日后的藝術之路埋下了種子，并在此后的幾十年里生根發芽。

“以童心打量周圍世界，更能看到美好的東西。”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上百萬件的藝術珍品里，劉萬鳴用他豐富的藝術感受力找到了創作的靈感，創作了一系列飽含深意的作品。

這些作品表面上看，與他以往的創作風格沒有不同，但熟悉他的圈內專家一眼就看出了不同。

原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先生看到他這一系列作品后，驚訝的說：“我們應該好好研究一下，他到國博工作，作品的氣象發生變化，作品帶給我的感受就大不一樣了。自然之中又蘊含了厚重，更能觸及人內心深處。”

對此，劉萬鳴告訴記者，是這些朝夕相處的藝術珍品，潛移默化的影響了他。

“現在，很多人把事業和愛好分成兩回事，其實，對我而言，事業和興趣是相輔相成的。以前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側重教學，藝術創作，而現在在博物館工作，每天浸潤在這些文物里，更是可以將我的工作和專業融為了一體。”

他告訴記者，“中國文化的積淀，中國文化的厚重，需要我們后人去用心研究和繼承。作為藝術家，我們一定要讓自己的作品在前人的基礎上，承載價值、蘊含精神。”

從這個角度看，這位藝術造詣極高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一言一行、一畫一作無不在詮釋著這種傳承的力量。